玄学

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。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，故又有新道家之称。

东汉末年至两晋，是两百多年的乱世，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，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，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、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，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，于是转而寻找新的"安身立命"之地，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。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，风雅名士(以嵇康、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"竹林七贤"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)，聚在一起，谈论玄道，当时人称之为"清谈"或"玄谈"。

从嵇康、阮籍、张湛等玄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，如果说，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，则当时的道教可谓是通俗的信仰和实践中的操作，这二者，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。对此，汤用彤早已指出：“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。汉魏之际，清谈之风大盛，佛经之译出较多，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，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。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，一日佛，一目道。由此二义，变迁附益，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”①牟宗三先生也说过：“道家工夫自心上作，而在性上收获。无论是‘不离于宗’之天人，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、神人，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。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，始至天人、至人、神人之境，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。”这一论断甚为精透。道家本体的实体性、实在性，透过养生、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。他又说：“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，成仙，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，已发于第二义。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。”他认为：“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，嵇康之《养生论》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，而向、郭之注庄，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。”②这是哲学与宗教的差别。由修行或服药登仙，是人为的，而非自然的自化内化。不过，把玄学与道教的关系视为哲学与宗教，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。道教当时也出现了颇有哲理意味的著作，如《周易参同契》、《抱朴子》等。如果说玄学重在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认知，则道教重在通过实践修炼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证知。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和信仰。这决定了道教与魏晋玄学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相互影响。例如，葛洪在《抱朴子·用刑》中说：“世人薄申韩，嘉老、庄之诞谈……道家之言，高则高矣，用之则弊，辽落迂阔……。”这里抨击的对象就是魏晋玄学，说明葛洪对魏晋玄学并非不知情。前面说过，王充、扬雄的思想是玄学的前导和渊源，而葛洪对这两个人都有极高的评价③，颇为欣赏他们的思想。这说明葛洪对玄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的。其实，按《晋书》卷七二《葛洪传》和刘知几《史通·序传》的观点，葛洪也是玄学的清谈家之一。只是此说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。

因佛教开始流行，初与道家文化相结合，依附道教宏传，故有佛道之争，老子化胡之说。安世高与支谶等自西域东来译经，佛学渐盛，不过“佛教在汉世，本视为道术之一种，其流行之教理行为，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。”中国古代文化以道家为本，在魏晋时代，老庄的玄学特盛，“方术与玄学，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，汉魏之际，清谈之风大盛，佛经之译出较多，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，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。”以故般若学与老庄学相近。佛教到东晋时，其势大盛，西域大师接踵而来，中国寺僧，渐具规模。般若之学大行，谈玄说妙。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，法显之西行，道安之领袖群伦，罗什之大开译业。什之门下十哲四圣，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。时北方世乱，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，研究般若，毗昙，提倡弥陀净土，一时名贤大集，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。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，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、五分、四分等律。诸宗经论于是大备。从僧肇道生以来，中国佛教则因容纳了老庄道家的对规律性实在性等的认识，使佛性论原有的条件性相对性的成分继续保留的同时，真实性与永恒性的因素空前增长。中国化佛教肯定了真实无妄的本体世界的存在，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，弥补了印度佛教的逻辑断裂，使其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。就此而论，佛教教义只有在中国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，达到了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最高水平。

据清代学者赵翼《二十二史剳记》称，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，何晏、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，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，影响所及，便成一代风气。《晋书》上所谓"正始之音"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。

何晏、王弼主张"贵无论"，说"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"(《晋书·王衍传》)，又提出"名教"出于"自然"说。其后阮籍、嵇康主张"越名教任自然"(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)。嵇康并"以六经为芜秽，以仁义为臭腐"(《难自然好学论》)，"非汤武而薄周孔"(此句也是出自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，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，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，但窃以为，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，嵇康其意并非真的"越名教任自然，非汤武而薄周孔"，而是作文明志而已，说地明白点，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，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"越名教任自然，非汤武而薄周孔"，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)。其后完成于郭象，其作《庄子注》，此书一出，玄学大畅，"儒墨之迹见鄙，道家之言遂盛焉"(《晋书·郭象传》)。

总的来说，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(修齐治平)，对宇宙、社会、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，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，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。南北朝时，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,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，由此佛教大为盛行，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，玄佛合理。东晋后，玄学已与佛学合流，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，般若，禅宗所继承。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"笑渐不闻声渐悄"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