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周孝观念的确立及其基本特征_朱岚

　　2000年第4期齐鲁学刊No.4　总第157期　QILU　JOURNALGeneralNo.157

　　西周孝观念的确立及其基本特征

　　朱岚

　　摘　要:西周孝道观念的确立,是与其祭祀祖先的制度和礼仪的发达密切相关的。西周孝观

　　念的内涵,有一个从以“追孝”、“享孝”为主到追孝祖先与孝敬父母并重的发展过程。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政治、经济和思想根源。从西周孝观念所指涉的对象而言,首先是宗教的,然后才是伦理的;从其内容而言,主要体现了礼的原则。孝既是西周道德规范体系以及道德教化的核心和基础,

　　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关键词:西周;孝;特征

　　中图分类号:K203文献标识码:A文章编号:1001-022X(2000)04-0079-05

　　“孝”是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和核心,西周则是孝观念形成、发展的重要时期。西周的孝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,是传统孝道思想的历史源头。

　　一

　　如所周知,周因于殷。殷商孝观念对西周孝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殷商是孝观念的萌芽阶段。尽管由于资料所限,学界对殷商孝观念的具体表现歧义较大,但孝观念早在殷商就已出现,这一点是多数学者的共识。从殷商祭祖活动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断言,“商王朝祭祀祖先的制度和礼仪已相当发达,与之相适应的`孝'观念当已出现”。殷商时期求卜和祭祀的活动,一方面是祖先崇拜的反映,具有宗教意义,另一方面,也是尊祖和孝亲意识的重要表现。“殷人对祖先,真做到了`事死如事生,事亡如事存'的地步……殷人对祖先的看法,以为他们虽然死了,但精灵依然存在,与活着的时候完全一样,地位、权威、享受、情感也是一样的。而且增加了一种神秘的力量,可以降福授福于子孙”②。这些论析,是与古人“殷人尊神”的说法相吻合的。在殷商时代,祖先崇拜观念以及孝观念,究其实质,是宗教性的,崇拜祖灵、孝敬祖先的根本目的,是为了祈求祖先神灵的佑护以祈福避祸。

　　周因于殷礼,周代的祭祀方式和祭祀体系与殷商相差无几③,而且可以说较之于殷代更为①收稿日期:1999-05-19

　　作者简介:朱岚(1966—),女,兰州商学院副教授、博士;甘肃兰州730000。

　　制度化、系统化。《尔雅释天》称“春祭曰祠”,“夏祭曰灼”,“秋祭曰尝”,“冬祭曰丞”。《礼记春官宗伯第三》讲:“以肆献稞享先王,以馈食享先王,以祠春享先王,以灼夏享先王,以尝秋享先王,以丞冬享先王。”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从陕西岐山凤雏村的周代宗庙遗址看,其规模很大,设施也很齐全。中央有陈列神主的太庙、存放祖先衣冠遗物的“寝”,有配享祖灵的“庑”,还有群臣朝拜献祭的“朝庭”。宗庙自内而外有三重门,即寝门、应门、皋门,皋门两侧又有专供休憩用的“塾”。较之于殷商,西周时期对“孝”的重视程度也更为强烈。根据查昌国的统计,《三代吉金文存》和《西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两书中,除去相重的,涉及“孝”的铭文共112则,其中明确为“享孝”、“追孝”神祖考妣的43条,“享孝于宗室”即在宗庙祭祀祖先的共10条,“追孝于前文人”的5条。另外,只有“享孝”、“追孝”等简单用语,而省略了孝之对象的共34条④。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,金文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“孝”是指向先公先祖(“享孝”)、亡故父母(“追孝”)的。另外,在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文献中,同样有不少关于西周孝祖观念的史料。

　　二

　　西周孝观念在承继殷商的基础上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。如果说,在殷商时期,孝观念仅仅处于萌芽状态的话,那么,到了西周,孝观念已发展成熟,并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。

　　比较商周孝的观念,二者的不同是明显的。一方面,西周孝观念展现了神性的退却和人性的张扬。如同样是祭祖追孝,西周与殷商的区别在于,后者对能降福遣灾的祖灵怀着恐惧的心情,甚至多少带有一些无奈和怨恨的情绪,而前者对皇祖先考的享孝、追孝,从某种程度上讲,是对祖先血缘亲情的表达,是发自内心的景仰。所谓“殷人尊鬼,尊而不亲;周人亲亲,亲而不尊”(《礼记表记》),正是对这一差异的准确表述。殷商时代的社会思想,自然宗教占据支配地位,殷人的祖先是自然化了的至上神,“祖宗一元神的思想支配了殷人的世界观,这正是早期奴隶制时代夫权确立的特征”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,人类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强化。西周恰恰是一个思想大变革的时代。在这一时期,自然宗教消隐到历史后台,伦理宗教成为人文精神的主导。周人的祖先神,不再是异己的,不再是宗教的,而是道德化、人格化了的。可以说,德性智慧战胜了神性智慧,道德理性代替了宗教蒙昧。因此,在西周祭祀祖先的鼎器铭文中,我们见到的不再是如甲骨卜辞那样对祖先神灵的被动依赖、戒慎恐惧,而多是对祖先功德的歌颂赞美。“铭者,论撰其先祖有德善、功烈、勋劳、庆赏、声名,列于天下,而酌之祭器,自成其名焉,以祀其先祖者也”(《礼记祭统》)。正像陈来先生所指出的,“西周的祖先祭享不仅是一种对祖灵的献媚,而更是对祖先的一种报本的孝行”。

　　另一方面,西周孝的观念增添了敬奉父母的新涵义。尤其是到了西周末期,孝之内涵由祀祖追孝向善事父母的过渡趋势更为明显。在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等反映西周思想文化的主要典籍中,我们发现不少关于孝敬父母的文献资料。如:

　　肇牵车牛,远服贾,用孝养厥父母。(《尚书酒诰》)

　　元恶大敦,矧惟不孝不友。子弗祗服厥父事,大伤厥考心。(《周书康诰》)

　　王事靡

　　靡,不能艺稷黍,父母何怙……

　　王事靡,不能艺稷黍,父母何食……王事

　　,不能艺稻粱,父母何尝?(《诗经唐风鸨羽》)

　　取妻如之何?必告父母。(《诗经齐风南山》)

　　将仲子兮,无逾我里,无折我树杞。岂敢爱之,畏我父母。仲可怀也,父母之言,⑥⑤

　　亦可畏也。(《诗经郑风将仲子》)

　　这里既有对父母的尊敬、服从、事养,也有对不能赡养、侍奉父母的伤心、忧虑、怨忿之情。

　　孝观念的内涵在西周时期的丰富和拓展,决非偶然。研析其经济、政治和思想背景,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:

　　其一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一切社会道德归根结蒂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。西周是我国奴隶制高度繁荣和文明昌盛的时期,青铜器制造业和手工业的发展,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,个体家庭经济日渐摆脱宗族势力的控制而走向独立和成熟。在个体家庭中,子女养育之责任完全落在父母的肩上,这就不仅从经济上稳固了父母、子女的权利与义务,而且从心理情感上凸现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。对于子女而言,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,善事父母,实际上是一种“对等回报”。《诗经》中有两条资料,很有说服力:

　　无父何怙?无母何侍?出则衔恤,入则靡至。父兮生我,母兮掬我。拊我育我,

　　长我畜我。顾我复我,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,昊天罔极。(《小雅蓼莪》)

　　乃生女子,载寝之地。载衣之裼,载弄之瓦。无非无议,惟酒食是议,无父母诒

　　罹。(《小雅斯干》)

　　这是对孝观念产生根源的相当深刻的反省和认知。作为父母,有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,同时也有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;作为子女,得到父母的养育并继承父母的财产是其权利,相应地也必须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。父母与子女这种双向度的权利与义务,反映在伦理规范上,就是“父慈子孝”。

　　其二,在阶级社会里,统治阶级总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,对有益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予以特别的重视。血缘宗法制是西周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,以血缘为纽带,整个社会都被纳入宗法的网络之中,从而君臣关系、上下关系等,都归化为宗族血缘关系。孝本质上是反映宗族共同体特殊凝聚需要的伦理原则,追孝、享孝是宗族共同体之所以可能的根基处,为凝聚族群找到了心理基础;善事父母则立足于最基本的社会关系,为凝聚族群奠定了现实基础。周王朝之所以特别重视孝,根源也正在于此。血缘宗法制只有以孝观念为伦理基石,方能发挥其整合功能。西周统治者利用血缘宗族关系,通过对祖先的祭祀追念来强化君臣上下的血缘情感,以巩固其贵族统治秩序。尤其是周平王迁都后,王室的权威和力量大大弱化,强调孝以增强周王室的威慑力、控制力,更有突出的现实意义。从西周铭文记载中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。据李裕民的统计,金文言及“孝”者,属于周初的有两器,中期的有五器,晚期的则多达几十器。陈苏镇先生讲:“一种道德,只有在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存在时才会随之产生,只有当这种关系遭到破坏时才会发达。”⑧这是颇有见地的。

　　其三,从思想自身的发展来看,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地从蒙昧走向文明,由盲目自发走向自觉、自主。商亡周兴的历史大变革,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“天”、“神”的信仰。殷商王朝并未因其对“鬼神”的虔敬祭祀而代代相传,倒是周王朝打着“敬德保民”的旗帜,把殷商王朝给推翻了。人们由此看到了道德力量的巨大,或者说人自身力量的巨大。人性的觉醒意味着神性的退却,与人文意识的增强相伴随的必然是宗教意识的淡化。特别是西周末年,出现了一股疑天、怨天甚至咒天的社会思潮,其中包括对祖先神灵的公开责难:

　　民莫不谷,我独于罹!何辜于天,我罪伊何?(《诗经小雅小弁》)

　　天降丧乱,饥馑荐臻。靡神不举,靡爱斯牲。群公先王,则不我助。父母先祖,胡⑦

　　宁忍予!(《诗经大雅云汉》)

　　无忝皇祖,式救尔后。(《诗经大雅瞻》)

　　先祖匪人,胡宁忍予?(《诗经小雅四月》)

　　国家的衰败,生活的困厄,决定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?如果说是天神、是先祖,那么我对天神、先祖如此虔敬,天神、先祖何以不佑护我呢?正是在这样的对比反思中,周人认识到,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,要得到天神、先祖的佑护,必须敬德、明德:

　　王敬所作,不可不敬德。(《尚书召诰》)

　　惟不敬厥德,乃早堕厥命。(《尚书召诰》)

　　无念尔祖,事修厥德,永言配命,自求多福。(《诗经周颂文王之命》)

　　孝是重要的德目。周人敬德、明德,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,就是要讲求孝道,追随先祖的功德,回报父母的恩情。可见,由宗教而道德,由敬天而敬人,由祭祀祖先而孝敬父母,乃是人类理性不断进步,人文意识不断增强的逻辑必然。

　　三

　　以孝为基石的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,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西周社会的根基,是氏族血缘组织。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基础之上,西周建立了以嫡长子继承、余子分封为核心的血缘宗法等级制。与之相适应,西周对殷商文化进行了改造,重新建构了一系列调整宗族关系的典章制度和用于祭祀、人际交往、习俗庆典等的礼仪规范,以及宗教、道德体系。这些方面,共同构成了西周礼乐文化。《礼记大传》有一段话,很好地说明了西周礼乐文化是如何对殷商文化进行改造的:

　　立权度量,考文章,改正朔,易服色,殊徽号,异器械,别衣服,此其所得与民变革

　　者也。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,亲亲也,尊尊也,长长也,男女有别,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。

　　显然,西周礼乐文化对殷商鬼神文化的改造,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上。在更深层次上,亦即亲亲、尊尊、长长等伦理规范和道德观念,虽然有所发展,但精神实质是一脉相传的。“中国文化至周而具规模”,西周礼乐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路向起了转型、定向的作用。所谓转型,即传统所讲的“损益”;所谓定向,即传统文化伦理本位的基本特征,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人文信仰和道德观念由此发端。“从人类已经走过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来看,形成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之特点的文化,一般而言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:宗教信仰—政治制度—道德认识。具体到周代贵族社会而言,从反映当时历史的文献材料来看,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分别用神—礼—德来表示”⑨。进一步研究,我们就会发现,这三个方面都与孝(孝的对象、孝的制度形式、孝的观念体系)密切相关。

　　第一,从早期孝所指的对象而言,孝首先是宗教的,然后才是伦理的。殷商时期的宗教,实质也就是崇拜祖先的宗教。殷末周初,天、上帝的观念虽然出现了,但从表现形态看,是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的。享孝、追孝既是孝的主要内容,也是祖先崇拜的主要形式。只是到了西周后期,天、上帝才逐渐与先祖先王分离开来,周人德孝并称,“有孝有德”(《诗经大雅》),即敬德以配天,孝祖以宗祖。但与孝观念的转换相一致,超人间的观念、形式最终落实在了人间的观念和形式上。换言之,一方面是孝亲伦理走到前台,孝主要成为一种处理亲子关系的伦理准

　　则,“善父母为孝”(《尔雅释训》),“慈惠爱亲曰孝”(《逸周书谥法》),“能事父母谓之孝”(《荀子王制》);另一方面,统治者成了天、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,国君被称为“天子”。而且,崇祀先祖的宗教仪规,转化为社会习俗,很好地保存了下来。即使到了今天,在广大的农村地区,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它的踪迹。“为了维持宗法的统治,故道德观念亦不能纯粹,而必须与宗教相结合”,以宗教的形式来表达道德的内容,“在宗教观念上为敬天,在伦理观念上就延长而为敬德。同样地,在宗教观念上的尊祖,在伦理观念上也就延长为宗孝,也可以说`以祖为宗,以孝为本'”⑩。伦理与宗教的结合,是周代孝观念的一个基本特征。

　　第二,作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,西周孝道主要体现了礼的原则。礼在西周是非常完备、发达的。“三礼”(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)虽然是后世的作品,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礼制的风貌。宗法等级制是周礼产生的直接根源,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就在于,试图通过伦理关系的强化来维系政治统治,稳固等级秩序。“周代礼制的核心,是确立血缘与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,由这种同一的秩序来建立社会的秩序”,“亲情及其向外扩展是人际和谐的基础,血缘及其应有的远近分别是社会秩序的本原。而`礼'则成了社会认同的象征性规则,凭借这套规

　　1则,世界确立了秩序” 。因此,“周礼在社会层面的意义上巩固宗法秩序,培养宗族内的生活

　　规范,强化宗族内的凝聚力。这些内容也可以一言以蔽之,就是`孝'”。“孝”自其产生之日起,就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。这个特点为后世所承袭,尤其是在儒家那里,得到不断的升华和发展,并最终与“忠”相并列,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。

　　第三,孝既是西周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和基础,也是道德教化的核心和基础。整合各种社会关系,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,增强社会共同体的内聚力,是社会道德的主要职能。西周血缘宗法社会的特殊性,使孝道成为社会道德的必然选择。抓住了孝,实际上也就抓住了规范社会秩序的根本;抓住了孝道教化,也就抓住了道德教化的根本。《礼记开宗明义章》对此做了精当的概括,即:“夫孝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”践履孝道的自觉,是道德理性的自觉,以孝道的教化提升道德的境界,既简捷便易,又效果卓著。《礼记文王世子》就讲,由燕礼而使孝弟之道达,由守祢之礼可致孝爱之深;由守庙之礼可使君臣之道著,其他的礼也各有促进辞让、合亲、睦友等道德教化的功能。

　　注:

　　①⑥ 2陈来:1《古代宗教与伦理》,三联书店1996年版,第300～301、303～304、304页。

　　②董作宾:《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》,转引自韦政通《中国哲学辞典》,水牛出版社1993年版,第546页。③参见刘雨:《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》,载《考古学报》1989年第4期。

　　④查昌国:《西周“孝”义试探》,载《中国史研究》1993年第1期。

　　⑤ 0侯外庐等:1《中国思想史》第一卷,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24、94页。

　　⑦李裕民:《殷周金文中的“孝”和孔丘“孝道”的本质》,载《考古学报》1974年第2期。

　　⑧陈苏镇:《商周时期孝观念的起源、发展及其社会原因》,载《中国哲学》第十辑,三联书店1983年版。⑨吴龙辉:《原始儒家考述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,第39页。

　　1葛兆光: 《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、思想与信仰的世界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107页。21

　　责任编辑:杨春梅